孟祥才，1940年生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曾任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理事長、山東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師從侯外廬先生，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先秦秦漢史研究工作。近日，在第六屆中國臨沂東夷文化論壇期間，孟祥才教授接受齊魯晚報記者專訪，就東夷文化、齊魯文化與儒學等問題進行了對話。

　　齊魯晚報：近期，曲阜尼山論壇、臨沂東夷文化論壇、外交部全球推介等一系列和山東有關的文化盛事密集舉辦，一時間，東夷文化、齊魯文化、儒學成了學術界和公眾的焦點，這三者究竟有什么樣的關聯呢？

　　孟祥才：東夷文化、齊魯文化、儒學均誕生于山東大地，三者是存在繼承和發展關系的。東夷文化從舊石器時代的沂源人開始算起，考古序列比較完整，證明山東區域很早就有人類活動，而且傳承有序，可以說，東夷文化是山東本土文化的源頭。

　　廣義的齊魯文化是指山東的地域文化，狹義的齊魯文化主要是指西周、春秋戰國的山東文化。齊文化和魯文化是齊魯文化的亞文化，兩者有比較大的差別。齊國的創立者是姜太公，他是周朝的功臣，姜姓源于東方，所以姜太公更擅于吸收東夷文化的長處；魯國的創立者是周公的兒子伯禽，他是周朝王室的宗親，偏向于固守禮法。齊文化較多地吸納了東夷文化的優長，“因其俗，簡其禮”，形成了重實效、崇功利、舉賢才、尚法制、倡開放的品格；魯文化更多地接受了宗周的禮樂文化，極力維護宗周文化的純正性，特別講究道德名節和宗法倫理觀念。盡管齊、魯文化風格迥異，但是兩者一直在不斷交流，以孔子游齊、齊景公適魯問禮、孟子和荀子入稷下學宮等為代表。

　　儒學并非憑空而來，它的源頭主要是以禮樂為核心的周文化，同時又吸收了東夷文化的一些營養，比如東夷族的大舜，注重德行互補，深受孔子、孟子的推崇。

　　齊魯晚報：對齊魯文化，您提出了“從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的主張，這是基于怎樣的考慮？

　　孟祥才：在中華文明一體多元的發展格局中，首先發展起來的是同中有異、異中見同、多姿多彩、爭奇斗艷的地域文化。如從夏商周三代到戰國，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形成了燕趙文化、三晉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甘隴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嶺南文化、吳越文化等。在這些地域文化中，只有齊魯文化在秦漢時期完成了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轉化，其他地域文化只是作為文化的因子融入了主流文化。

　　齊魯文化是以儒學為核心的。孔子站在前所未有的理論高度上將傳統的政治與道德思想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因而給齊魯文化注入了新的靈魂。有了儒家學說，齊魯文化才真正具有了民族、地域的超越性，才真正能夠擔負起領導中國文化的歷史使命。

　　到了漢代，經過董仲舒改造的儒學，對穩固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統治起了重要作用，對于形成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產生了不可估量的積極影響。它既獲得了統治者的青睞，又得到被統治者的認可，是中國宗法農業社會最適宜的意識形態。

　　中西文化融合 需要克服“排異反應”

　　齊魯晚報：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競相爭鳴，碰撞出了許多智慧的火花，在這段時間里，其實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特別突出，為什么到了漢代會一躍成為主流思想，為古代統治者和普通民眾所普遍接受呢？

　　孟祥才：董仲舒與漢武帝的一次相見，奠定了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的思想意識形態總基調，這是中國思想史上的大事件。事實上，儒家脫穎而出、成為主流思想，并非只是漢武帝“拍腦袋”決策，而是經過了審慎選擇。

　　儒家講究和諧，針對人的自身、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都提出了一些規范和要求，整體來看，這些主張是有利于社會發展的，尤其是儒家所提倡的家國情懷和擔當意識，更是難能可貴。

　　相比而言，道家就消極避世一些，道家強調個體生命意識的覺醒，這是了不起的創舉，但它缺少對社會的關注，道家的代表人物楊朱甚至直言“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這就太過自私了。法家則是過多強調“叢林法則”，忽視了倫理在維系人際關系、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陰陽家、兵家、墨家等其他諸子學派，問題同樣很多。因此，儒家能夠成為主流思想，絕非偶然。

　　事實上，儒家也在不斷汲取各家的營養，進一步豐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論和主張，這一點，董仲舒的作用尤為突出。經過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學，基本上消除了原始儒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的弊端。

　　對老百姓而言，儒學具有實踐性和普及性的品格，它沒有故作高深的玄理，也不用晦澀難解的文字，其政治經濟思想、倫理道德情操、人生價值理念，都是用比較貼近百姓的語言和司空見慣的事物表述的，因而能夠潤物細無聲般地滲透到人們的心田之中，融化到人們的血液里，變成民族的文化基因，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齊魯晚報：儒學在歲月的發展中并非一帆風順，尤其是近代以來，身為“萬世師表”的孔子一次次被拉下了神壇，傳統儒學受到了激烈批判。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它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示？

　　孟祥才：歷史上，儒學波動主要是三個時期：戰國百家爭鳴時期、明末清初時期、新文化運動時期。這三個時期，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這種轉型是全方位的，而最終會落到思想文化的變動上。

　　儒學有很多優點，但是缺點也不少，比如缺少開拓創新精神。儒學究竟好不好，關鍵是看能否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之前我曾和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是咱們山東老鄉的丁肇中先生，就齊魯文化和儒學進行過一次學術對話，當時丁肇中先生也是提出了類似的問題：儒家思想有那么多的優點，為什么沒有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呢？

　　儒學從根本上看，是農業宗法社會的產物，它的主張確實與古代社會相適應。直到近代，在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的西學沖擊下，儒學的頹勢才顯現出來。這一情況表明，中國古老的封建制度和與它相適應的文化面臨全面的變革。因此，當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迎來現代化轉型時，新文化運動應運而生，對儒學的批判也就不可避免。可是，中西文化之爭至今仍沒有塵埃落定，究其根源，就是因為思想文化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嫁接而來的現代化，難免會產生“排異反應”，未來的儒學還要經歷一個現代化轉化的過程。

　　儒學的現代化 發揮其經世致用的作用

　　齊魯晚報：近年來，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究竟如何實現儒學的“現代化轉化”，讓儒學真正步入21世紀，繼續為當代人提供文化滋養？

　　孟祥才：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一筆極其寶貴的文化財富，這種文化基因早已注入到我們每個人的血液之中，是無法割裂的。在兩千多年的發展中，儒學與時俱進，不斷豐富發展，其內涵非常豐富，涉及社會和個體的方方面面，其中有許多可取之處。

　　儒學倡導大一統，形成了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儒學提倡的倫理學說，給人際關系罩上一層溫情脈脈的紗幕；儒學具有強烈的民本主義的政治文化意識和博大深廣的人道主義精神，蘊含著建立和諧社會的理念；儒學倡導“盡人力而聽天命”、“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獨立不移的大丈夫精神和操守重于生命的品格意識；儒學一貫重視教育和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還有“仁”“和”等主張，應當說是超越了時空、地域、民族，符合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離不開文化自信，更離不開我們民族自己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和浸潤。

　　儒學“現代化轉化”的問題，可以從兩方面分類考慮。一類如誠信、愛國、家國情懷、敬業、倫理等主張，能夠直接為現代社會所繼續使用的，我們可以讓它搭上“直通車”，繼續為當代人服務。至于剩余的部分，則需要對其進行新的學說闡釋，使之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由不斷闡釋到達成共識，這將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今天，國內許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都致力于儒學研究，其實儒學研究歸根到底，還是要推動儒學現代化，發揮其經世致用之作用，所謂“內圣開出新外王”就是這個意思。

　　齊魯晚報：山東省正舉辦首屆儒商大會，大會提出了“大儒商道至誠天下”的宗旨，您如何看待“儒商”這個概念？在當代社會，究竟應該發揚怎樣的儒商精神呢？

　　孟祥才：中國傳統商業大多以地域來命名，比如“徽商”“晉商”“魯商”等，其實從商業理念來說，中國傳統商業都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最核心的內容就是誠信。

　　這一點，山東本土的商人體現得更為明顯，比較典型的是孟洛川。作為孟子的第六十九代孫，孟洛川深受儒家和為貴、仁愛、禮教等道德規范的浸染，其經營之道，深深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這就是“以德為本、以義為先、以義致利”。孟洛川立下的店訓是“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瑞蚨祥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孟洛川。在經營中他始終貫穿了這種傳統的儒家思想精髓和道德準則——誠信，而建立在誠信基礎上的品牌效應，也仿佛真的變成了一只伴著祥云的青蚨，讓瑞蚨祥受益無窮。

　　孟洛川一生多次舉辦慈善和公益事業，諸如設立社倉，積谷備荒；修文廟，建尊經閣；設義學，經理書院；捐衣施粥及捐資協修《山東通志》等。因此博得慈善家的稱號，被譽為“一孟皆善”。

　　我們今天說的儒商，其實就是運用儒家思想的道德去為人處世、去經商，誠信經營，以義取利。儒商的特點十分明顯，不僅有認真踐行仁義禮智信的修為，有樂善好施、經世濟民的家國情懷，更有敢為人先、勇于擔當、精于管理的經驗智慧。

　　山東召開儒商大會，就是要充分發掘這筆巨大的精神財富，用儒家思想去經商經營，把“儒商”這張金質名片展示給全世界。

來源：齊魯晚報 ?作者：張九龍

原標題：孟祥才：推動儒學“現代化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