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觀欹器圖

孟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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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觀欹器圖》，絹本，設色，縱100厘米，橫59厘米。圖中欹器三個，銅質，云牙大口外敞，圓腹圓底筒形，邊飾雷紋，兩耳位于腹中部，以銅鏈懸于橫木上。中水半滿，正立；左無水，右斜；右滿覆。器架左立守廟人，手提木水桶，器架前右立四人：孔子居中，孔子身后兩人，孔子前一人向孔子躬身施禮，應為子路請問持滿之道。

畫面上部，有楷書十四行，每行十一字。文為《孔子家語·三恕》一則：“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誡，故常置之于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這段題寫在畫幅上的文字，應當算是這幅畫的一個解說詞。文中除了詳細地說明了欹器的作用外，還明確指出了欹器的所在位置，即在魯桓公廟內。

魯桓公，是魯國的第十五任國君，也是一位備受爭議的國君，從他即位到他死去，共十八年的時間，雖然不算太長，但在他身上發生的異乎尋常的事確實是太多了。

桓公的前任是隱公。隱公攝正十年，桓公已經長大。因此，隱公打算把國君的位置交給他，并讓人在菟裘（今山東泗水北）建筑房屋，準備養老了。然而隱公沒想到，突然蕭墻生變，自己連命也賠了進去。

原來，魯國宗室有一位公子翬，字羽父，此人一向恣意專行。隱公四年諸侯伐鄭時，宋公使來魯國乞師，隱公推辭了，他卻固請以師會之。隱公十一年（前712年）為了求得太宰的官職，他又請殺掉桓公。當聽說隱公欲還位于桓公時，羽父害怕了，便反過來向桓公誣陷隱公而請求殺掉隱公。

隱公還是公子的時候，曾與鄭國人在狐壤作戰被俘，被囚禁在鄭大夫尹氏那里。隱公賄賂尹氏，并在尹氏的祭主鐘巫神之前禱告，于是就和尹氏一起回國，并在魯國立子鐘巫的神主。十一月，隱公將要祭祀鐘巫，在社圃齋戒，住在寪氏處。羽父趁機使人刺殺隱公于寪氏家中，而立桓公為國君。以把弒君罪名推到寪氏頭上，派人攻打寪氏，枉殺許多寪氏家人。桓公也沒有按照國君規格為隱公舉行喪禮。

桓公即位后，違禮的舉動實在不少。按規定，諸侯新即位，在為去世的君主治喪結束后，應當去朝見周天子，天子按其原來的爵位賜以衣冠和圭璧等禮器，稱為“受命”。東周時多改為派人向周王“請命”，周王則派人把冊送去，謂之“賜命”。而桓公在位時沒有請命于王室，直到桓公死后，其子莊公才派人“請命”于周天子，所以，直到莊公元年（前693年），周王才派榮叔冊命桓公為合法魯君。

桓公三年（前709年）春，桓公會齊侯于嬴，成婚于齊，娶了齊女文姜。文姜為齊僖公女、齊襄公妹。她與其兄齊襄公有私情。《史記·齊太公世家》就說：“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僖公時，嫁為魯桓公婦。”

桓公十八年（前694年）魯桓公會齊侯于濼，與文姜一道至齊，“而襄公復通焉”。桓公聽說后指責文姜，文姜便告訴了齊襄公。于是，齊襄公請桓公宴飲，酒醉之后，讓大力士彭生送他回去，乘機把桓公害死。桓公死后，魯人也無奈于齊，只是告于齊說：“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及，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左傳》桓公十八年）齊人便殺彭生了事。

桓公廟，是在桓公死之當年，即公元前694年，在魯國設立的。這座廟一直存在到魯哀公三年（前492年）才被大火燒毀了。

桓公廟遭大火時，孔子正帶領著眾弟子游離于陳國。

魯哀公三年（陳閔公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突然傳來消息，說魯國宮城發生火災。大火從西邊的司鐸（官府名）燒起，越過公宮，殃及東面的宗廟。孔子在陳國聽到這個消息后，心里有一種預感，“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左傳·哀公三年》）他的這種推測很快得到證實。從魯國傳來確切消息，被燒毀的正是桓、僖之廟。

按照古代諸侯廟制，他們的宗廟都應該在四世以后及時毀掉，其牌位遷入太廟。桓公至當時的哀公這一代已十一世，僖公至哀公這一代已八世。由于當權的魯“三桓”是桓公的后代，他們當權又始于僖公時，故桓、僖二廟被特意保留下來。對這種違背禮制的做法，孔子是不滿意的。因此，他同陳閔公談及此事時，把這次火災看成是對非禮行為的一種報應。

可想而知，伴隨著魯桓公廟的這次大火，當年孔子帶弟子進桓公廟所見到的欹器，也定會永遠地消失在人們的視野。所幸，當年之事，被后人用文字的方式記錄下來。再后來，又被繪成圖畫。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們面前的這幅《孔子觀欹器圖》，圖文并茂，非常難得。

關于這幅畫的作者，《闕里文獻考》說：“觀欹器像，明郭詡畫。”認為這幅《孔子觀欹器圖》是明代畫家郭詡的作品。

郭詡，明代畫家，字仁弘，號清狂道士，泰和（今屬江西）人。少時應科舉，未終場即棄去，性耿介，致力于詩畫，遍游名山，曾謂“畫在是矣，何譜也！”（《畫史會要》卷四）弘治年間，孝宗朱祐樘征天下善畫者于京師，欲予錦衣官，郭固辭不就。擅寫意人物，筆勢飛動，形象清古，有時信手拈來，輒有奇趣；兼工點簇花卉、草蟲，亦寫山水。

郭詡不但是畫家，而且還是詩人，每喜在自己的畫上題詩。《畫史會要》所載，郭詡有題畫詩云：“仰看青天小于席，茫茫萬古如一日，世間無處可逃名，走入龍宮學吹笛。”又云：“流落人間四十年，并無人識是神仙，天涯地角無多地，只借洪崖一夜眠。”由此可見他為人不任羈束，避世逃名，性格狂放，又安肯入宮去做唯唯諾諾、曲意逢迎的錦衣官呢？

郭詡當時和江夏吳偉、北海杜堇、姑蘇沈周俱以畫名于世。

郭詡還自稱是王守仁的門人，卻比王守仁長三十五歲。這足以說明他對儒學大師王守仁的崇拜之情。

王守仁是一位明代心學集大成者。字伯安，浙江余姚（今余姚縣）人。生于憲宗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世宗嘉靖七年（1529年）。早年筑室陽明洞中，后曾創辦陽明書院，故學者稱為陽明先生。他早年因反對宦官劉瑾專權，被貶為貴州龍場驛丞。其后任職江西，因鎮壓贛南農民起義及平定寧王之亂有功，而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卒謚文成。他是明代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繼承和發展了陸九淵的學說，創立了“陽明學派”，在中國儒學史上影響甚大。詔從祀孔廟，稱“先儒王子”。

王守仁主張“心即理”說。認為事物之理取決于心之理。斷言心外無理、無物、無事，將孔子講的“好古敏以求之者”解釋為“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傳習錄》中）創“致良知”說，認為“良知”為人先天具有。認為“個個人心有仲尼”，“人人自有定盤針。”（《詠良知四首示諸生》）指出孔子的“一以貫之”即“致其良知”，將孔子“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解釋為“良知之外別無知也”。（《傳習錄》中）宣稱致良知說，“乃是孔門正法眼藏”。（《與楊仕鳴》）

王守仁還肯定“人性皆善”，良知就是性善。指出“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傳習錄》下），但認為在外物誘使下，人會昏蔽，要通過“存天理，去人欲”而復得“良知”。認為孔子的“人無遠慮”中“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天理”（《傳習錄》下）。將孔子“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解釋為“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人心本自說理義”，“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人心安得不說？”（《傳習錄》上）指出圣人與凡人的區別，是圣人之心“純乎天理無人欲之雜”。（《傳習錄》上）

王守仁的心學成為明中期以后的“顯學”，加以王守仁主張因材施教，提倡啟發式的教育方法，反對對兒童“鞭撻繩縛，若待拘囚”，而“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并要“量其資稟”“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教約》）不僅其教育思想對后世有很大影響，而且其本人親自施教，遂使一般士子學人“一時心目具醒，恍若撥云霧而見白日”。（《顧憲成《小心齋札記》卷三》）一時王學風靡天下，王門弟子遍及國中。

既然郭詡宣稱自己是王守仁的門人，那么他肯定也是一位忠實的儒家信徒。在他手中繪出反映孔子生活的作品，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孔子觀欹器圖》雖然經《闕里文獻考》考定為郭詡的作品。然而近有專家就畫風、筆法等諸方面，提出了許多質疑。加之此畫既無款識，又無印信，也無郭詡常見的題畫詩，這就更增加了作者身份的不確定性。因此《曲阜縣志》在記錄這幅畫時，對作者的身份僅記為“明代無名氏作”。

其實，作者是誰并不重要，重要的應該是畫的題材和內容。

《孔子觀欹器圖》是根據孔子入魯桓公廟觀欹器這一歷史故事創作而成的。這個故事不但記錄于《孔子家語》中，而且還記錄在《荀子·宥坐》《韓詩外傳》、《淮南子·道應訓》《說苑·敬慎》等書中，只是在個別字上有所差異而已。

欹器，是古代的一種器具，制作很特別，傾斜易覆，“虛而欹”，注水于內，“中而正，滿而覆”。據說該器多以青銅制造，但久已失傳。據史書記載，歷代有人仿制欹器，成功的不多。晉代的杜預雖有巧思，但制造欹器三改不成。南朝大科學家祖沖之做成了，而實物一直沒有流傳下來。近人有研究復制成功者。

欹器，又稱宥坐之器。《荀子·宥坐》：“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于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唐楊倞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坐右以為戒也。”據說古人時常將此器置于坐，提醒人不要過與不及。

由此可見，欹器應當是一種具有警示性的器具。難怪子路在看了欹器的演示后，急忙向孔子請教：“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一口氣說出了四條防止滿而覆的方法和準則：“聰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荀子·宥坐》）

孔子認為，只有聰明卻不顯能，有功卻不貪得，有勇而不逞強，富足卻簡樸謙遜，才能保住已得的盈滿優勝地位。孔子稱此為“挹而損之之道”。

這種警示性的設置，大概是魯國的一個傳統。據說，第一代魯國國君伯禽到魯就封時，就帶來了一座用青銅鑄造的金人，置于魯太廟內。金人口有三道繩索纏繞，背刻有銘文，用以警示。

孔子早年赴洛邑觀周禮時，進后稷廟，在廟的右陛前就見過這種金人。當他看過銘文后，極力夸贊這段話說得合情合理。

《孔子家語·觀周》記載：“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患，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綱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東野志·金人考》說：“孔子當年觀金人，讀斯文，悟出真諦。”

欹器與金人銘，二者似有異曲同工之妙，都表達了孔子謹慎謙讓的思想，也體現了孔子做一名真正君子的準則，因此，才得到了孔子的首肯。其時，在孔子的言論中，類似這樣的話還很多。

《論語·子罕》：“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已矣。’”

孔子認為，嚴肅而合乎于禮法的話，能不接受嗎？但要改正錯誤才是可貴的。恭順己意的話，聽了能不高興嗎？分析一下他的真意才是可貴的。盲目高興卻不去分析它的深意，表面聽從卻并不去改正，這種人我對他沒辦法了。

孔子又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敏，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

君子有九種考慮：看的時候，要考慮是否看清楚了；聽的時候，要考慮是否聽明白了；自己的臉色，要考慮是否溫和；容貌態度，要考慮是否恭敬；說的話，要考慮是否忠誠；對待工作，要考慮是否嚴肅認真；遇到疑問，要考慮向人家請教；憤怒時，要考慮是否有后患；看見可得的，要考慮是否合乎于義。

孔子說：“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論語·子路》）

這是說君子安詳舒泰而不驕傲；小人驕傲凌人而不舒泰。傲氣是一種氣焰，氣焰會傷人誤己。盛氣凌人，妄自尊大，終會事敗丟命的！一個真正的君子，應當像梅花一樣，苦寒之中仍綻放出一縷幽香，怡人性情，但卻無肅殺之氣。

“泰”與“驕”分別是一個人是否成熟，形之在外的兩種形象。構成“泰”與“驕”的條件，不外乎事業有成、身居顯職等。有智慧的人，將一切看得如過眼煙云，故能泰然面對名利。沒有智慧的人，則會將現實當永恒，驕矜情緒隨著他的地位、成就而凸顯。《晏子春秋·內篇雜上第五》記載了一則故事：晏子為齊國宰相，有一天，為他駕車車夫的妻子看到她丈夫躊躇滿志，得意洋洋地替晏子駕馬車。她丈夫回來后，她要求丈夫辭職，丈夫不解地問她原因，她說，晏子身長不滿五尺，身為齊國宰相，名聲顯于諸侯，我看他坐在車上，意氣內斂，舉止泰然，不以為驕。而你身長八尺，只不過是個車夫，但我看你卻得意洋洋，自以為驕傲，所以，我請求你辭去此職。這則故事，應為“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做了很好的詮釋。

孔子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

君子遇事是不爭的。如果一定要爭的話，那也就該像射箭一樣。先作揖行禮，然后升到堂上較量。較量完畢，下到堂下，輸的人要喝罰酒。這樣的爭，才是君子之爭！

真正的勝利者，是不做無畏的爭奪而有屬于自己成績的。真正的強大，也不是用壓制別人來取得的。爭強好勝，是成功的絆腳石。成功在于抱著純正的目的，埋頭認真地耕耘。孰高孰低并不重要，身心的健康和修養才是最關鍵的。

孔子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論語·衛靈公》）

君子做事以道義為基礎，依禮儀來實行，用謙虛的語言來表達，用誠實的態度來完成，這才是一位真正的君子。君子在世，不貪求，不陶醉，知足常樂，無所束縛，行止隨心。不必為一得一失去費盡心機，因此也不會勞心傷神。眼界不受局限，心胸自然開闊。

孔子說：“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

君子要言語謹慎，而做事要勤勞敏捷。才美不外露是難能可貴的，大智若愚更是難上加難。如一口古井，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圍死水，有無風來，它都不起波瀾。可有一天，我們渴了，站在那掬水來喝，才驚異地發現，這古井竟是那么深不可測，掬上來的水竟是那么清澈，而那井水的味道 ，又是如此甘洌。

言語謹慎卻勤于行動的人，就是一口古井，他們沒有華麗的言辭、招搖的行動，卻實實在在地做事。然而，風大的時候不起驚浪，無風的時候自然平和。能說善道的人不一定淵博，沉默寡言的人不一定貧乏，最重要的是要有豐富的學問和內涵。

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論語·季氏》）

君子有三件事應該畏懼。畏懼天命，畏懼有德行的人，畏懼古代圣哲的遺訓。愚者，不知天命，所以他不敬服，輕蔑有德行的人，褻瀆圣哲之言。人性在智慧不成熟時，對人、事、物所表現的“無畏”，與智慧成熟后，對“天命”“大人”“圣人之言”的敬畏是有本質區別的。前者是用感官決定對人、事、物的好惡；后者則是用智慧體悟己與人、己與物之間的互存之道。初生牛犢不怕虎，是因為不知道老虎會吃掉他。智慧不成熟的人，亦不明白違背天命，輕蔑有德行的人，凌辱圣人之言。這是把自己放在死亡之谷邊睡覺，隨時會在一覺中醒不過來。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

君子與人相處，謹守中和，不會盲目逢迎別人的意見，只是道義的認同；愚者與人相處，惟利是圖，相同則合，相異則分，只是利害的認同。“和”在《論語》中出現過八次，在其他言論時含有“和”的意境也不少。最能體現“和”的意義，要算《中庸·首章》的“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體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是孔子把從自然看到的和諧原理移到人的身上，使之顯得體用合適。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重新移回到《孔子觀欹器圖》上來，再來重新觀察一下整個畫面。

可以肯定地說，畫家是在深入研讀了儒家經典后，尤其是深刻揣摩了《孔子家語·三恕》上的話后，才開始創作這幅畫的。畫中欹器被擺放在了突出位置，體現了欹器的重要性；其演示的三道程序，也很好地、完整地描繪出來。

畫中孔子，身穿長袍，神態安詳。子路躬身請教，恭恭敬敬。另外兩弟子緊隨孔子身后，似有所思。人物造型生動自然，筆墨技法純正嫻熟。

應當說，每當我們站在這幅畫的前面時，不僅是受到了一次古代繪畫藝術的熏染，更重要的是受到了一次先哲的教誨。這時，我們猶如身臨其境：親眼觀察欹器的“空則斜，中則正，滿則覆”的規律，也聆聽了孔子的循循善誘的教導；知道了“守之以愚”“守之以讓”“守之以怯”“守之以謙”的道理。